中国的价值观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受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他们仕以行道，自任以天下为重；另一方面，他们又追求世俗的生活体验，以满足个体心灵的宁静与自适。本书结合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通过宏观和个案的结合，和审视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力求揭示其多元化的人格特征。

本书研究清代民国时期四川境内的分驻佐杂的分布，及其辖区与正式政区的转换问题。以分驻佐杂辖区为中心，系统梳理清代民国四川分驻佐杂制度的演变和佐杂分驻地、分辖区等要素的变化，考察国家权力在地方治理中的设计与调整，分析佐杂分驻分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分驻佐杂是对清代地方府、州、厅、县各级政区下与正印官不同城的佐贰官、杂职官、首领官三种僚属官以及民国县级政区下分知事、县佐的统称。随着佐杂分驻分辖的普遍化，分

宋仁宗朝（1022—1063）是两宋思想、文学、政治各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并形成自身特色的关键历史阶段。此期的儒学复兴、诗文革新和政治变迁彼此交融互渗，均主要由庆历士大夫这一复合型士人群体来承当和推动。本书聚焦北宋政治文化转型的过程，由党争、改革、言事、舆论、声望、贬谪、吏治、边事、文武关系、代际互动诸议题入手，全景展现庆历士大夫在长期被污名化的境遇下如何经由体制内外的一系列言说活动展开自我辩护，在阐

本书把阳泉郊区实践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预期：一个是理论的发展诉求。基层社会是政党与社会发生直接联系的场域，如何实现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是政党主导型国家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阳泉郊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具有解释效力，它可以为基层治理模式提供一个基于经验研究的、地方性的实证样本，对当前中国关于政党中心治理模式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阐释具有建构性意义。一个

本书以“大国”和“大国形象”为主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历史方位，围绕“什么是大国和大国形象”“构建什么样的大国形象”“怎样构建大国形象”展开分析研究。本书综合运用理论界重要研究思路方法，分析“大国”的存在方式、核心变量等要素，形成对“大国”内涵的基本定义；并结合近代以来中国构建大国形象的历史进程和探索经验，提出在新时代

本书以清末新疆、西藏、蒙古新政为研究对象，从国家视角探讨了清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通过在边疆地区实施新政将国家权力渗透到边疆社会基层的历史脉络；在细致梳理清末边疆新政内容和过程的基础上，阐释了实施边疆新政的内在机理，客观分析了清政府通过边疆新政加强边疆治理、重新统合边疆地区的实际效果。

本书是关于宋代地方州县官僚制度的论文集，主要研讨了宋代州级文臣职官的设置及其相关任用和管理制度、两种宋代特殊的基层职官体系监当官与巡检的设置与选任制度、宋代地方官任期制及其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两宋边远地区基层官员特殊的任用制度，以及州县胥吏制度等，试图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推进宋代地方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情况、宋代地方治理在维护王朝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时代特点等问题的基础性研讨，为反思新时代地方治理

《元史·顺帝本纪》中有“谥唐杜甫为文贞”的记载，但这一杜甫重要的“身后事”，却在明代诗坛“崇杜”风潮盛行之下，长期不为人关注，直至晚明方重新被发现；且晚明士人论及此事，态度又迥异于元代儒臣，其间关节极耐深思。本书以元代“谥杜”切入，首先针对事件始末作了考订，进而立足多民族文化背景，通过梳理元、明两朝对杜甫谥号的利用、阐释与认同等问题，系统展现“谥杜”记忆的起伏及流变。在具体的研究中，既要回应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