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

本书收录了郑开近年来的多场讲演和访谈，围绕“旧邦新命”这一主题展开，旨在追寻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原因及其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的独特生命力。书中探讨了中国文化在历经劫难后仍能化险为夷的秘密，特别是古代王朝更迭中的稳定性。郑开认为，“旧邦新命”的历史文化意识是中国文化强韧生命力的根源，也是其在近现代中西文明冲突中仍能生生不息的关键。

本书试图在文明全景中深度解读“四书”。文明全景视野包含两个基本面：一是从世界文明的进程来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二是从神圣文明与世俗文明的整体来把握每一次时代变迁的特点。据此，本书聚焦于三个时代语境的互动：先秦语境、宋代语境和现代语境之间的差异及其在转进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作者力图在文明全景中打通古今语境，与经典对话，实现与古圣先贤的倾心交谈，由现代的处境体会他们的选择的深层用心，并从他们的视角透视

本书试图对韩非子治道思想这一老问题在学界研究基础上做出新解读，认为韩非子治道的要义是，君主通过全面控制建构出绝对的政治秩序和权力秩序，与此同时君主亦需相当的自我控制。本书重新阐释了韩非子治道思想的逻辑结构——势—法—治：“势”论聚焦政治哲学中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的重要问题，但“势”并不等同于“权力”；“法”具有“绝对性”，这是对前期法家的重要推进；“术”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流学术思想，也是士人人生及艺术趣味之根源。这一时期的文艺本体论、价值论、批评方法论和审美趣味论等都体现出玄学的深刻影响。玄学的“有无”之辨引导士人思考艺术本体问题，关注审美主体与对象在“道”的层面上的关系；关于名教与自然的讨论为士人设计了理想人格，在主客体交融的动态过程中呈现出从“得意”到“自适”的发展特点；玄学的体用思维及名实方法，不仅提高了文艺批评思维的水平，也启发了文

越中素称人文渊，明代的越中地区既是阳明心学发端与成熟之地，也是文学发展重镇。王阳明作为越人，其心学思想独步当时，诗文兼有道学与文学之本色，成就蔚然可观。阳明晚年主要在乡邦传播心学，越中文士因地域优势，沾溉甚多，影响至深，由此涌现了以杨珂、陈鹤、沈炼、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俗、祁彪佳等为代表的众多具有心学背景的文学活动主体，共同铸就了明代越中文学的繁荣。本书即以此为学术背景，旨在系统探究明代越中地

公孙龙是战国后期著名的逻辑学家和辩士，其著作《公孙龙子》是先秦名辩学派至今尚存的唯一完整文献。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立足于《公孙龙子》六篇文本，进行详细校注、今译、英译和注疏，重新整理和编排顺序，并运用文史互证等方法，探求公孙龙思想发展的轨迹，以重建公孙龙的思想体系。下编将公孙龙的思想分为逻辑学、语言学和一般哲学，分别结合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欧陆语言分析哲学和西方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和对

本书以相关基本文献的细读和精准的概念分析为基础，通过彰显文本自身的肌理，来重构张载哲学的固有脉络。在试图将张载哲学回置入历史的精神语境的过程当中，“述”的解释学态度重构了一个场域，而这一场域使得读者与思想家的“相遇”成为可能。

《春秋本例》二十卷，全名《西畴居士春秋本例》，北宋崔子方撰。本书大旨认为《春秋》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全书凡一十六门，皆以日月时推之，而分著例、变例二则。义例之学秉承《公羊》《谷梁》传统，是《春秋》研究史的一大特色。研《春秋》而讲求义例者四十馀家，崔子方的《春秋本例》便是北宋“春秋学”的一部重要言例之作。《四库全书总目》评曰：“说《春秋》者，古来有

王阳明一生遵循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虽没有专门解注《论语》的著作，但在他的文集中却散见大量对《论语》的解注，通过解读这些解注，本书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他从《论语》等典籍中体悟出来的，王阳明《论语》学中体现出了圣学、心学和实学相统一的特征，而圣学、心学和实学也是阳明学的三个重要特征。阳明学首先是圣学，因为圣学，才把它与佛、老区分开来；其次是心学，因为心学，才把它与程朱理学区分开来；最后是实学，